阅读张品成的《陌生地带》，最深刻的印象是它在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对经典红色叙事，尤其是红军叙事、苏区叙事的突破；一是对品成“赤色小子”叙事范式的自我突破。前者突出表现为他以第五次反围剿为背景，精心描绘了一个名为“船山”的红白交界相安无事的“陌生地带”；后者则突出表现为他细腻刻画了一个名叫崔工利的“白色小子”形象。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值得关注。
在我看来，《陌生地带》的两个突破，植根于作者的两个探索——思想观念方面的探索和叙事技法方面的探索。几十年如一日对红军题材的倾情书写，形成了品成红色叙事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如何不断地进行创新与超越，成为品成文学叙事的新目标、新课题。《陌生地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艺术探索。
就思想观念而言，如果说通过对“船山”这个“陌生地带”——“世外桃源”的叙述，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框架中呈现了两军对垒硝烟弥漫的战争语境中的特殊景观——太平无事安居乐业红白两军皆心向往之的日常生活形态与历史可能，集中表现了作者关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思考；那么，通过“种棉花”故事的叙述，则不但表现了作者关于革命和建设、破坏与创造关系的思考，而且通过三个种棉高手故事的延续——南泥湾那貌似漫不经心的闲来一笔，瞬时打通了苏区叙事和延安叙事的任督二脉，从而使得红色叙事、经典叙事有了更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关系，为苏区叙事、红军叙事植入了更为深广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相对于思想方面的探索而言，我以为叙事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
重所周知，品成的红色叙事、红军叙事，是以“赤色小子”为初始形态与经典形态的。上个世纪末，当他以《赤色小子》系列在全国儿童文学大奖中一再夺魁之时，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张品成作为青年作家，在儿童文学领域涉足未深，但其成就却有一鸣惊人之感，实在令人兴奋。” 继《赤色小子》“一鸣惊人”后，品成又推出了《永远的哨兵》。小说写的仍然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红小鬼”们稚气未脱童趣盎然而又英勇惨烈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与《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一样，《陌生地带》同样写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故事。但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与亮色，那就是叙事视角和话语形态方面的变化。相对于定型化的红军视角和经典性的“赤色小子”，《陌生地带》这次着重写的是白军。不但是从白军的视角来写这场战争，而且着力塑造了崔工利这样一个和《永远的哨兵》中的“赤色小子”一耕年龄相仿的“白色小子”形象。
在《永远的哨兵》中，一耕这个放牛娃有空没空都缠着师长“我要入队伍”。在一次战斗打响前，师长被他缠得没办法，从屋角摸出根梭镖叫他边放牛边在山峁上“放哨”。没想到这一次红军吃了败仗被迫转移，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这一切一耕浑然不知，照样每天去“站岗”。村里人都劝他别瞎站了，一耕却说他没接到师长的命令。暑往寒来，风霜雨雪，一耕每天手持红缨枪放哨不止，直到有一天被白军杀害为止。故事具有童话色彩，也颇具“黑色幽默”意味。若干年后，来了一位将军——就是当年的师长，听了一耕的故事，他才想了那道不过是搪塞之辞的“命令”。将军唏嘘不已。在这个简短的故事中，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沉重而又永恒的东西。
在《陌生地带》中，我们在白军长官的书童崔工利身上，同样看到了品成笔下以一耕为代表的大革命时代苏区儿童所拥有的那种纯朴、执拗、憨厚与忠贞，那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以及那种不屈不挠舍生忘死的战斗意志与英雄情结。尽管“赤色小子”和“白色小子”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身份和文化符号，但作为儿童，他们有着同样的天性，同样的品格与情怀，甚至有着同样的结局与命运——最后都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如果说一耕之死于白军之手，更多地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那么工利之死于哥哥之手，则更多地体现了战争的悲剧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品成儿童形象序列之由“赤色小子”转向“白色小子”，不但有着更为至真至纯的人性温度，而且也有了更为深广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红白视角与人物形象反转相适应的，是叙述手法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各种历史文献、地方志史料、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习俗等等，在《陌生地带》灵活使用交叉呈现，不但拓展了作品的丰富性、可读性，而且也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在张品成《陌生地带》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9月21日，江西宁都）
评论